是 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
更值得注意的是： 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出台之后，美国建立了违宪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官有权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宪无效。在德国，联邦法官由议会两院和司法部长共同决定后总统任命，并受联邦议会弹劾。
因此，在中国，依照统治阶级的道德信条及据此颁订的政策办案，已成为固有的习惯。除外，还禁止法官参与政党活动以及经营活动等。从实践层面上看，以英美为代表的很多国家由总统或首相提请任命法官，而总统和首相作为政党领袖无不优先考虑提名本党党员。[2]参见前注 [1]，［美］庞德书，第128页。也因如此，目前的经济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已经遇到了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难题。
美国式的陪审团制度，通过事实审的既判力，将法官的能动性限定在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有限范围之内，从此种意义上看，在美国，司法能动，既有法官的司法能动，也有人民的司法能动。首先，在路径依赖上，司法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协调一致。这是因为，他素习于倾听一切能够说出来反对他的言语，从其中一切正当的东西吸取教益，同时对自己，间或也对他人，解释虚妄的东西的虚妄性。
同一个人总是同时生活于物质、社会和精神三个领域里，这就决定了上述三种自由的区分不可能是僵死和彼此隔绝的。[47] 斯东指出：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的反抗不是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而是作为一个私人行动（《苏格拉底的审判》第133页）。在自然规律约束下，只有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人的肉身才可存续。[46] [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特别是第三章。
也就是说，真正使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是其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择善而固执，这种坚持使其不能和光同尘、顺随流俗，因而冒犯了社会大众。而现代人关心的消极自由，意在回答如何统治的问题，即免于专断干预的个人自由。
[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0页。对他来说，这才是其从事爱智之学的本意：从事爱智之学使其人生具有意义，不能从事爱智之学的话，活着的意义就会失去。但是，种种自由的主体可以是同一个人。（申辩，P65、P66） 明眼人可以看出，虽然措辞委婉，但这绝非求饶乞怜，而是宣布自己绝不会改变明知会招人怨恨的生活方式，宁死也要坚持继续从事爱智之学，为此将继续检察自己、检察他人。
不再相信传统习俗，因而公然与父亲争吵并以平等为名主张儿子打老子的权利…… [古希腊] 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222页。[1]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似乎认为苏格拉底是自己活得不耐烦了。而且也因为，在享有迁徙自由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实际上选择了生活在民主的雅典而不是实施其他政体的希腊城邦，甚至在被雅典人不公正地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他也拒绝离开。将谁统治与如何统治两个问题分离开来后，再看苏格拉底审判，就会发现，问苏格拉底是否反民主，似乎是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
[51] 用暴力强迫而不是用言谈说服他人，在希腊人的自我理解中，是一种前政治的现象。在私人道德领域，可能会颠覆传统伦理、影响家庭关系的和谐。
[29] 柏拉图著作中沉思默想与世隔绝的哲人形象，与在市场上漫游的苏格拉底本人如此不同。物质世界里的所谓自由，更是与作为理想型的精神自由的相去甚远。
在政治领域之外，一个人也要运用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才有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人，而不是丧失自主性和自发性的梦游者。他人的在场构成了社会生活里最基本的约束：你的自由的终点是他人自由的起点同一个人总是同时生活于物质、社会和精神三个领域里，这就决定了上述三种自由的区分不可能是僵死和彼此隔绝的。到伯里克利时期达到顶峰。这种冲突并非理论家的纯粹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现实可能的问题。沿此思路，我们可以迅速抵达现代自由主义论说的核心论题之一：面对由托克维尔首先提出而由密尔详加阐发的多数的暴虐，捍卫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
他人的在场构成了社会生活里最基本的约束：你的自由的终点是他人自由的起点。而只是在说，苏格拉底之死，作为发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仍能激发现代人持久不衰的讨论，只是因为经由这一事件而昭显出来的种种问题及其意义，对于现代人而言仍然极其重要。
[36]然而，这种被哲学家们所格外推重的精神自由，也并非任性随意的狂人妄想，因为精神生活中的自由实践，以真理或智慧为导向性目标、由此受制于种种思想的法则，例如理性思维的同一律和矛盾律。 五、民主与自由的限度 如前所述，当考虑苏格拉底所践行的个人自由究竟是何种自由时，我们发现，苏格拉底式自由在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二分框架下很难得到恰当理解，而在本文提出的三种不同领域的自由框架内可以得到更为妥切的定位，——虽然在这里也只是在此框架下对苏格拉底式自由进行了粗略的分析。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但那其实不是真的民主与自由的冲突，而只是独裁者冒用人民的名义或专制披上自由的外衣而已。
由此指向的结论并不乐观：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障民主社会的成员不放弃其自由，所以，归根结底，个人的自由（以及负责任的行动）和自由的民主始终处于危险之中。但是，考虑到苏格拉底上述不屈不挠的作风，对第二轮投票更说得通的推断也许是：有些原本认为苏格拉底无罪的审判官看到苏格拉底讨论刑罚时的表现，转而认为他有罪了——他的罪，就在他的骄傲，他的独立不屈，他对能决定其生死的多数意见的轻蔑和嘲笑。洛克版的消极自由论，即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属于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不应受到政府权力的专断干涉。只不过，受当时有效的一部特别法令约束，[12]起诉者不能直接在法庭上提出此种政治指控。
这两个事例，一个发生在雅典的民主统治时期，一个发生在雅典被三十寡头统治时期。[16]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4页（序言）。
对他来说，这才是其从事爱智之学的本意：从事爱智之学使其人生具有意义，不能从事爱智之学的话，活着的意义就会失去。[8] 强世功：《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总第七十四期。
） [53] [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56] 可参见，[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载刘军宁（主编）：《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相形之下，前类误用，即牺牲人际关系中的自由以换取物质领域中的自由，或者将人对物的支配关系不恰当地延伸到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中，造成以他人为自己（物欲）手段的非自由状况，并未得到足够清晰的讨论。[22] [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密尔认为，个性的发展使人可能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a noble and beautiful object of contemplation），而这在密尔看来是世上最好的事：关于人类事务的情况，已说到它把人类自身带到更近于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东西，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多或更好的事可说吗？说到对于好事的妨碍，难道还有比阻碍这事更坏的事可说吗？[26]对这种思考中的高贵而美丽的对象，爱智的苏格拉底肯定会像密尔一样大加赞赏。
苏格拉底应当知道这一未明言的指控存在。[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在现实中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政治领域里的个人自由的践行。对此，苏格拉底的答辩仍是迂回的，即先指出控告者并不真的关心青年是否败坏的问题。
而只有理解这些实质内容，才能理解苏格拉底在非政治领域从事的为己之学何以与政治领域的民主运作发生关联。[51] 用暴力强迫而不是用言谈说服他人，在希腊人的自我理解中，是一种前政治的现象。